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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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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
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
迟庆军[①]
在共同犯罪中，各共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能否相互印证，在供述一致但没有其他证据补强的情况下能否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共同被告人陈述的证明力能否直接作用于其他被告人，对这些问题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作为实际办案的基层法律工作人员，我们应以区分共同被告人的不同类型为视角，理清理论争议的焦点，更好的去理解实践中各共同被告人陈述所具备的证明力。
一、共同犯罪被告人供述互证价值存在的现实意义
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单纯的被告人供述一般具有两重性：其一，由于刑事犯罪的被告人就是被指控犯罪的实施人，因而对起诉的主事实最为了解，最具有发言权，如果排除其他任何能影响被告人如实供述的原因，被告人供述将是最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其二，由于被告人将有可能承担严厉的刑事制裁，而制裁的主要依据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故被告人供述又是最容易出现虚假的证据方法，如果虚假的成分不能被有效地去除，那么被告人供述又是最无证明价值的证据。
对于共同犯罪供述而言，其除了具备单纯被告人陈述的特征之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由于同一诉讼环境中的共同被告人尽管被指控的犯罪可能并不相同，但出于同一审理程序将他们的利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即一方的陈述证据将被用于另一方，而另一方的陈述证据也将用于已方，这无形中就势必形成利益上的相互冲突，在作证的心理上必然形成一定的心理障碍，甚至造成所谓的被告人的陈述的特权。因此，分析共同犯罪被告人互证的证据价值，是否有证明力及证明力的大小，即一名被告人的陈述是否能够用于证明其他共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陈述被当作其他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时，处于什么样的证据地位，将对于解决共同犯罪的证据体系和证明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以区分共犯被告人类型为视角的评析
事实上，对于共同被告人的陈述究竟能否用于其他共同被告人已罪行为证明的问题，需要明确区分共同被告人的不同类型和在诉讼中的不同地位而定。诉讼程序中的共同被告人包括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典型的共同被告人，指的是被诉讼事实设定为共同犯罪的主犯、从犯、胁从犯或教唆犯；第二种类型是单纯的共同被告人，又称为同案异犯被告人，指的是仅仅为同一诉讼程序中的复数被告人。比如，甲与乙两人共同贪污，乙在贪污的过程中又向他人行贿，法庭将乙的行贿犯罪纳入同一诉讼程序时，相对于贪污罪，乙为典型的共同被告；而相对于行贿罪，乙则为单纯的共同被告。对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共犯被告人供述，是否应当不加区别的进行证据补强，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敏感区域。
笔者认为，在典型的共同被告人中，由于所有的被告人都被纳入同一犯罪事实的同一诉讼程序之中，故证据的作用目标相对比较单一，将其中一人的陈述适用于其他被告或者全部被告，其陈述的固有性质并未全部被改变，从证明力的角度上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间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被局限在程序和证据力的范畴之中。因此，如果陈述被适用于其他共同被告人，并且具有二次性补强证据，那么相应的陈述的证据力应当被肯定。相反，如果被适用的陈述本身就没有经过证据补强，那么证据力已经被否定的陈述毫无疑问不得再用于其他犯罪事实的证明。由此看来，陈述能否对其他共同被告人适用，关键问题在于二次性补强证据。
而在单纯的共同被告人中，其供述虽然性质上还是被告人供述，但基于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所以没有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牵连关系。同时，由于两名共同被告人分别被指控不同的犯罪事实，故该陈述的证明方向和证据价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实际的作用相当于证人证言。
因此，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同案被告人供述，我们加以甄别，做到从具体情况入手合理分析评价，从而做到保护权益与打击犯罪的兼顾与统一。
三、我国共犯被告人互证证据的立法现状及实际应用
在我国对于证据补强原则一般朴素地认为是某些证据存在弱点，必须与其他证据合并提出才能认定主要待证事实的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笔者认为此处的“被告人”应包括共犯被告人。根据此规定，在运用共犯被告人供述认定案件时，必须慎重，不能仅凭共犯被告人供述认定其有罪，也不能仅凭共犯被告人所作的供述认定其构成犯罪的主要事实，必须运用一定数量的证据对其证明力进行补强。
对《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口供补强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严格来说并不准确。本条两句话中，前句是中心内容，从总体上确立了“不轻信口供”的证据运用原则；后句是对前一句的补充阐释，强调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只有被告人供述不能定案，二是证据确实、充分时，即使被告人不认罪，也仍然可以对其定罪和处刑。供述补强规则所体现的是第一层意思，只不过是“不轻信口供”原则的一个方面；第二层意思表达了其他的证据运用规则，作为“不轻信口供”原则的一个方面，供述补强规则指的是在被告人承认有罪的情况下，其供述不得成为法官据以作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必须经由其他证据对被告人供述补强后，才能对其作出有罪判决。由此可见，供述补强规则并不是完全否定供述的证明作用，只是对供述的证明力加以限制。
司法实践中，往往在司法部门掌握相关案件全部事实前，被告人便主动交代，司法部门据此查出同案其他人，他们之间的供述能相互印证，但却无法找到其他形式的证据。这种情况下，对于同案犯供述能否互证并据此定案，理论界大都持否定态度，但刑事司法部门则存在争议，而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却又往往经常大量出现。
笔者认为，虽然此类案件从全案来看只有被告人供述，但针对某一被告人来说则不属于“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形。考虑到《刑事诉讼法》规定供述补强规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非法取证以保证供述的真实性，对此类案件应首先考察同案犯供述的取得过程是否合法，再重点分析供述的真实性，然后根据其可信程度的大小决定是否用作定案的证据。由于第一个被告人的供述在合法性和真实性方面类似单一被告人供述，根据本文在“只有单一被告人供述的情形”部分的分析，其可信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而其他同案犯供述因为是侦查机关在掌握了相关案情后取得的，具有了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因而其可信性也就值得怀疑，此时应对其取得过程作严格审查，在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后，也可以非常慎重地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这种主张尽管在目前还受到质疑，但在法院系统内部已经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承认。2000年4月4日《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毒品案件“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这虽不是正式的司法解释，但反映出司法界对此的态度。
司法实践中，有些事实的认定只能依赖相互印证的同案犯供述，如作案动机、同案犯之间有否预谋及如何预谋等，很难甚至不可能收集到其他形式的证据。如果仅仅因为这些证据同属于被告人供述而不予采信，势必会造成刑法中的某些规定形同虚设而失去意义。如果真的按照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对各类情形不加区分地一律要求强制补强证据，就目前我国司法现状与治安状况而言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国的刑事侦查资源严重不足，存在着侦查技术落后、人员素质不高、侦查能力不强等问题，不能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而我国当前犯罪形势严峻，群众不积极配合提供线索，证人不愿作证，有时甚至连被害人也不主动提供证据。倘若不顾现实条件的制约，为了实现程序正义而进行一步到位的激进变革，势必会造成大量犯罪分子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的局面，这不但有悖于刑事诉讼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且最终会损害到实体正义。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只有同案犯供述的情况下，在完全排除各种非法取证的可能之后，如果供述的真实性得到保证，是可以据此对被告人定罪处刑的。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对所有只有共犯被告人供述的情形一律要求补强证据将不利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一律不作要求又容易侵犯到公民个体权益，折衷的办法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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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迟庆军 肇州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